我叫李卫民，今年五十二，在外面漂了两年，终于回来了。
飞机落地那天，北方的天灰蒙蒙的，有点冷，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。
老婆张岚和儿子小东来接我。两年不见，张岚眼角的皱纹深了，头发里也夹了银丝。儿子小东长高了，也壮实了，就是看我的眼神，有点说不出的疏离。
回家的车上，张岚一个劲儿地问我那边的吃穿，问我瘦了没有，病了没有。我一一答了，说都挺好，那边的人对我不错。
小东坐在副驾，戴着耳机，偶尔从后视镜里瞥我一眼，像看一个熟悉的陌生人。
我知道，我们之间隔着东西。隔着两年的光阴，隔着上万公里的距离，更隔着一些他从手机屏幕里看到，而我亲身经历过的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
回到家，还是那个两室一厅的老房子。张岚手脚麻利地把我的行李箱打开，把脏衣服抱去阳台。我环顾四周，一切都没变，茶几上还摆着我走之前用核桃雕的小玩意儿。
可又好像什么都变了。
空气里有种紧绷绷的陌生感，像一根拉直了却不敢松手的皮筋。
晚饭是张岚亲手做的，我最爱吃的排骨炖豆角，还有一盘花生米。她给我满上一杯白酒，说：“老李，回家了，好好歇歇。”
我端起酒杯，抿了一口，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，烧得胃里暖烘烘的。
“爸，你这次回来，那边的钱都结清了吧？”小东扒拉着碗里的米饭，头也不抬地问。
我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。
“结清了。”我说。
“那笔钱……我跟萌萌商量好了，我们想在南边那个新开的楼盘付个首付。”小东终于抬起了头，眼睛里有一种不容商量的执着。
萌萌是他的女朋友，谈了三年了。
我看着他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笔钱，是我用两年时间和一身的技术，在那个尘土飞扬的国家一分一分挣回来的。那不是一串简单的数字。
“那地方，网上都说乱得很，天天爆炸，你跑去干啥？不就是为了钱吗？”小東见我不说话，语气里带上了一丝不耐烦，“现在钱拿回来了，总得花在正事上吧？”
我放下筷子，酒杯里的白酒晃了晃，映出我晒得黝黑的脸。
“小东，有些事，跟网上说的不一样。”
“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不都是穷得叮当响，还老打仗。”他撇撇嘴，低头继续划拉手机，“反正你平安回来就行了。钱的事，你跟我妈商量。”
那一刻，我清楚地感觉到，我和儿子之间，隔着的不是一个巴基斯坦，而是两个世界。
他活在网络和虚拟的世界里，而我，刚刚从一个真实得能烫伤皮肤的世界里回来。
晚上，我睡不着，坐在客厅抽烟。烟雾缭绕里，那些在巴基斯坦的日子，一幕一幕，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第1章 一张尘封的汇款单
第二天一早，张岚就把我拉到卧室，关上门，压低了声音。
“老李，小东说的房子的事，你怎么想？”
她脸上带着点为难，又带着点期盼。我知道，她心疼儿子，也盼着儿子早点成家立业。
我没直接回答，而是从行李箱的夹层里，摸出一个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的信封。
打开塑料袋，里面是一张泛黄的、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汇款单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张岚凑过来看。
汇款单的年份已经有些模糊了，上面的字迹是用那种老式的钢笔写的，墨水都有些晕开。收款人是我，汇款人那一栏，写着一个陌生的名字：卡里姆·汗。
金额不大，只有五百美金。
“这是……那边的人给你的？”张岚有些疑惑，“你不是说钱都结清了吗？”
我摩挲着那张薄薄的纸，它却像有千斤重。
“这不是工程款。”我轻声说，“这是一份人情。”
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两年前，刚到卡拉奇的那个夏天。
项目在一个离市区很远的工业园，四周是光秃秃的荒地，太阳毒得能把地上的石头烤裂。我们负责的是一套大型压缩机组的安装和调试，我是技术总工。
当地的工人大多没什么技术，全靠一把子力气。卡里姆就是其中一个，瘦瘦高高的个子，皮肤是那种被太阳晒透了的深棕色，总喜欢咧着嘴笑，露出一口白牙。
他不会说中文，我也不会说乌尔都语，我们俩的交流全靠比划和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。
我这人，干活的时候眼里不揉沙子。谁要是偷懒耍滑，我准要骂人。一开始，当地工人都有些怕我，觉得这个中国师傅太严厉。
只有卡里姆不怕。
我示范怎么用水平仪找准基座的水平度，他就蹲在我身边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恨不得把我的每个动作都刻进脑子里。我讲关键的参数，他听不懂，就拿出个小本子，让我把数字写下来，他再笨拙地照着描。
时间长了，我走到哪，他就跟到哪，像个小尾巴。休息的时候，他会用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缸子，给我泡一杯滚烫的奶茶。那茶甜得发腻，里面加了大量的糖和不知名的香料，但我每次都喝得干干净净。
因为我能从他递过茶的眼神里，看到一种纯粹的尊敬。
那是一种对技术的、对师长的、不掺任何杂质的尊敬。这种眼神，我在国内的年轻徒弟脸上，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。
有一天，机组的一个关键阀门出了问题，需要紧急更换。备件在仓库里，但登记的型号和我们需要的对不上。所有人都急得团团转，耽误一天，就是巨大的损失。
我拿着图纸，在仓库里满头大汗地翻找。卡里姆也跟着我，他看不懂图纸，就帮我把一个个沉重的箱子搬开。
灰尘呛得人直咳嗽，我的白衬衫早就变成了黑的。
最后，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没有标签的木箱。打开一看，里面的阀门型号正是我要找的。
我高兴得拍了拍卡里em的肩膀，他嘿嘿地笑，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，露出两道白色的印子。
就是从那天起，他看我的眼神里，除了尊敬，又多了些别的东西。像是信赖，也像是……亲近。
“这张汇款单，就是他寄给我的。”我把思绪从回忆里拉回来，对张岚说。
“他为什么要给你寄钱？”张岚更糊涂了。
“那年冬天，他五岁的女儿得了急性肺炎，住进了医院。你知道，在那边，这病很要命。”我的声音有些发沉，“他一个月的工资，还不够付一天的住院费。他急得没办法，半夜跑到我的宿舍门口，蹲在地上哭。”
我记得那个夜晚，风很大，吹得工地的铁皮房子呜呜作响。卡里eem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，哭得像个孩子，反复说着几个我听不懂的词，但我能猜到，是“女儿”、“钱”、“救命”。
我当时没犹豫，把我身边所有的现金，大概一千多美金，都塞给了他。
我没想过让他还。在那样的环境下，人帮人一把，是凭良心，不是做买卖。
但卡里姆是个执拗的人。他女儿出院后，他坚持要给我打欠条。我撕了，他就又写一张。后来，他开始从每个月的工资里，一点一点地扣钱给我。
我不要，他就把钱放在我的工具箱里，或者塞在我宿舍的枕头下。
我走的前一天，他拿着这张五百美金的汇款单找到我，非要我收下。他说，剩下的钱，他一定会想办法还清。
“老李，这不是钱，”他用蹩脚的英语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这是……尊严。”
我看着他黝黑的脸，和他那双清澈得没有一丝杂质的眼睛，最后还是收下了。
我跟张岚讲完这个故事，她沉默了很久。
“那……这钱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她轻声问。
“我想把钱还回去。”我说，“不光是这五百美金。我还想再添上一些。”
张岚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“老李，我知道你心善。可咱们家也不是大富大贵。小东的婚事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我打断她，“小东的婚事要紧。但有些东西，比房子更要紧。”
就在这时，卧室的门被“砰”的一声推开了。
小东站在门口，脸色铁青。他显然是把我们刚才的对话都听了去。
“爸，你什么意思？”他质问道，“我的房子，还没一个不认识的外国人重要？”
第2章 两代人的墙
儿子的话，像一把淬了冰的锥子，直直地扎进我心里。
我看着他，那张年轻的、因为愤怒而有些扭曲的脸，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。
“小东，那不是一个‘不认识的外国人’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工友。”我试图解释。
“朋友？工友？”小东冷笑一声，他一步步走进来，把手机屏幕怼到我面前，“爸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说的朋友待的地方！今天早上刚弹出的新闻，卡拉奇，汽车炸弹，死了八个！你把钱给他们，是想让他们多买几颗炸弹吗？”
手机屏幕上，是爆炸后浓烟滚滚的街道，烧焦的汽车残骸，和一地狼藉。画面触目惊心。
我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。
“网络上的新闻，只给你看他们想让你看的东西。但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，我看到的东西，跟这不一样。”
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小东的声调更高了，“你别跟我讲那些大道理！我就问你，那笔钱，你到底还不还给那个巴基斯坦人？我买房子的钱，你到底给不给？”
他的每一个字，都像是在审判我。
“老李，小东，你们都少说两句！”张岚赶紧上来打圆场，把小东往外推，“你爸刚回来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”
“妈，你别管！”小东甩开她的手，“这事必须今天说清楚！我为了这个房子，首付算了一遍又一遍，就差他这笔钱了！他倒好，宁愿拿去‘做慈善’，也不管自己儿子的死活！”
“混账！你怎么跟你爸说话的！”张岚也动了气，扬手就要打他。
我拦住了她。
“让他说。”我看着儿子，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，冷风飕飕地往里灌。
我这一辈子，兢兢业业，凭着一手修机器的本事吃饭。从年轻时跟着师傅当学徒，到后来自己带徒弟，我一直信奉一个道理：做人，要对得起自己的手艺，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
我这双手，摸过的机器零件比小东吃过的米都多。手上布满了老茧和伤疤，每一道痕迹，都是一个故事。这双手，养活了我们这个家，供小东读完了大学。
我以为，我用自己的言行，能教会他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比如，什么是情义，什么是担当。
可现在我发现，我错了。
我和他之间，不知何时，已经砌起了一堵又高又厚的墙。墙的这边，是我坚守了一辈子的那些老道理。墙的那边，是他从网络和现实中构建起来的，一个我完全陌生的新世界。
那个世界里，情义似乎可以用金钱来衡量，远方的苦难不过是手机上的几行字，而眼前的利益，才是一切的核心。
“小东，”我的声音很平静，甚至有些沙哑，“买房子的钱，我会给你想办法。但是卡里姆的钱，我必须还。”
“为什么？！”他几乎是吼出来的。
“因为，我答应过他。”
“就为了一句狗屁承诺？”
“对。”我点点头，“就为了一句承诺。”
那一刻，我甚至不想再跟他解释更多。因为我知道，他不会懂。
他不会懂，在那个缺水断电、时常还能听到远处枪声的工地上，一杯热奶茶意味着什么。
他不会懂，当我一个人面对着复杂的电路图一筹莫展时，卡里姆默默递过来的一块馕，有多暖心。
他更不会懂，当卡里姆把他女儿的照片给我看，那个穿着花裙子的小女孩冲着镜头笑得一脸灿烂时，我心里涌起的，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。
那是一种超越了国界、种族和语言的，最朴素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。
小东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不解。他大概觉得，他的父亲，两年不见，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。
他没再说什么，转身摔门而去。
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张岚轻轻的叹息声。
“老李，你看这事闹的……”她给我递过来一杯水，“孩子也是急。他跟萌萌都说好了，明年就结婚。现在房价一天一个价，他能不急吗？”
我接过水杯，却没有喝。
“我知道他急。”我说，“但有些事，不能急。”
我走到阳台，点上一根烟。窗外，是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景象。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。一切都那么现代，那么高效。
可我心里，却空落落的。
我突然很想念卡拉奇的那个工地。想念那里的尘土，那里的酷热，和那个总是咧嘴傻笑的巴基斯坦汉子。
在那里，生活很苦，环境很差，甚至有危险。
但人心，却很简单。
第3章 师徒的情分
和小东大吵一架后，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
他开始早出晚归，即便在家，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我和他碰了面，他要么扭头就走，要么就当我是空气。
张岚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她劝我，说小东还年轻，不懂事，让我多担待。也劝小东，说我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，让他体谅我。
可那堵墙，已经砌起来了，不是几句话就能推倒的。
我知道，这件事的症结，不在于那笔钱本身，而在于钱背后所代表的东西。在小东看来，那是他未来生活的保障。在我看来，那是我必须要去偿还的一份情义。
这天下午，我没待在家里，一个人出了门。
我坐着公交车，穿过大半个城市，来到了一个老旧的居民区。这里的楼房大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，红砖墙面已经斑驳脱落。
我熟门熟路地上了五楼，敲了敲一扇掉漆的木门。
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看到我，她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。
“是卫民啊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“师娘，我前两天刚回。来看看您。”
这位老太太，是我师傅的老伴。
我的师傅姓王，叫王敬山，是厂里出了名的“活字典”。只要是机器上的毛病，没有他摆不平的。我刚进厂的时候，就是他手把手带的我。
师傅教我技术，更教我做人。
他常说：“咱们做技术的，手里过的都是吃饭的家伙。这东西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一个螺丝拧不紧，整台机器都可能报废。一个人心不正，一辈子的手艺都白学。”
师傅没读过多少书，讲不出什么大道理，但他的话，我记了一辈子。
后来工厂改制，师傅第一批下了岗。他心里憋着一口气，没过几年，就生病走了。
师傅走后，师娘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，日子过得很清苦。这些年，我只要手头宽裕点，都会过来看看她，塞点钱，买点东西。这事我没跟张岚和小东细说过，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，没必要拿出来炫耀。
师娘把我让进屋，屋子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墙上还挂着师傅年轻时的黑白照片，照片上的他，穿着一身工装，笑得一脸憨厚。
“快坐，快坐。”师娘给我倒了杯水，“你这一去就是两年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边老打仗，都替你捏把汗。”
“没事，师娘，我们待的地方安全。”我笑着说。
我们聊了会儿家常，我问起她两个孩子的近况。师娘叹了口气，说儿子在外面打工，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。女儿嫁得远，日子也过得紧巴巴。
“都指望不上啊。”师娘说着，眼圈有点红，“现在就我一个人守着这老房子。前阵子下大雨，房顶还漏了，找人来修，要好几千，我哪有那钱……”
我听着，心里一阵发酸。
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放在桌上。
“师娘，这是我这次回来，单位发的奖金。您拿着，先把房子修了。剩下的，买点好吃的。”
信封里，是我从那笔工程款里，专门取出来的两万块钱。
师娘一看，连忙把信封推回来：“不行不行！卫民，这钱我不能要！你在外面挣钱也不容易，家里还有孩子要养。”
“师"娘，您要是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。”我把信封又推了回去，语气很坚决，“我这条命，都是师傅救回来的。这点钱，算得了什么？”
我说的是实话。
那还是我当学徒的时候，有一次调试新设备，我没按规程操作，一个高压电容器突然放电，是师傅一把将我推开，他自己的胳膊却被电弧灼伤，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。
从那天起，我就在心里发誓，这辈子，要把师娘当成自己的亲妈一样孝敬。
师娘看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来，眼泪却掉了下来。
“好孩子，好孩子……”她用手背抹着眼泪，“你师傅在天有灵，看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，还这么有良心，他肯定高兴。”
从师娘家出来，天已经快黑了。
我心里没有了前几天的烦闷，反而觉得很踏实。
我觉得，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。这件事，和钱多钱少无关，只和“情分”二字有关。
师徒情分，朋友情分。这些东西，是支撑我走到今天，最硬的骨头。
回到家，一推开门，就看到小东和张岚坐在沙发上，气氛很凝重。茶几上，放着我那个装钱的信封。
信封是打开的，里面的钱少了一沓。
张岚的脸色很难看，小东则是一副做错了事，却又梗着脖子不肯认错的样子。
“老李，你……你今天下午去哪了？”张岚小心翼翼地问。
我没看她，而是看着小东。
“你动我钱了？”
小东的脸涨得通红，他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：“我拿了。两万。”
“你拿钱干什么去了？”我问。
“我……我给萌萌家送去了。算是……聘礼的一部分。”他不敢看我的眼睛。
我盯着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我下午刚把两万块钱给了师娘，为了全一份师徒情义。晚上回来，我儿子就为了自己的婚事，从我这里“拿”走了两万。
这一进一出，像一个巨大的讽刺。
“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”我的声音冷得像冰。
“我……”小东语塞了，“我以为……那钱反正也是要给我的。”
“所以你就自己拿了？”我往前走了一步，“在你眼里，你爸就是个挣钱的机器，是不是？你想要，就可以随时来取？”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！”小-东急了，“我就是觉得，你对外面的人，比对我都好！你宁愿把钱给什么巴基斯坦人，给什么不相干的师娘，也不肯先紧着我！”
“不相干？”我气得笑了起来，“小东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巴基斯坦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还卡里姆的钱吗？”
“我不想知道！”他吼道，“我只知道我的婚事快黄了！萌萌家说了，没首付，就别想结婚！”
“好，好，好。”我连说了三个“好”字，转身从行李箱里，又拿出了那张泛黄的汇款单。
“今天，我就让你知道知道，什么叫‘不相干’的人。”
第4章 卡里姆的嘱托
我把那张汇款单拍在茶几上。
“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还钱吗？你看清楚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。”
小东狐疑地看了一眼，又看了看我，眼神里全是戒备和不解。
“一张破纸条而已。”他嘟囔着。
“这不是破纸条。”我的目光扫过他，也扫过一脸担忧的张岚，“这是嘱托，是性命攸关的嘱托。”
我的记忆，再次回到了那个炎热、干燥，充满了柴油味和汗臭味的工地。
项目进行到后期，大部分安装工作都已完成，进入了最关键的调试阶段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是连轴转，白天在现场盯着数据，晚上在宿舍研究图纸。
卡里姆还是我的“小尾巴”，我走到哪，他跟到哪。他已经不满足于只干些搬运的体力活，开始跟着我学看仪表，学记录参数。
他的小本子上，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各种我看不懂的符号和阿拉伯数字。我知道，那是他用自己的方式，在理解和吸收这些现代工业的知识。
有一天深夜，我正在宿舍里核对第二天的调试方案，卡里姆突然敲响了我的门。
他看起来很慌张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包，眼神里满是焦急。
“Mr. Li, help… help…”他用他那有限的英语，颠三倒四地说着。
我把他让进屋，给他倒了杯水。他一口气喝完，情绪才稍微平复了一些。
他打开那个布包，里面是一个小小的、有些破旧的钱包，还有几张揉得皱巴巴的纸。
他指着其中一张纸，上面是他女儿的照片。就是我之前看过的，那个穿着花裙子的小女孩。
然后，他又指了指钱包里仅有的几张小面额的卢比，双手合十，对着我，眼睛里竟然泛起了泪光。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知道肯定是出事了。
通过连比划带猜，加上工地一个会双语的翻译在电话里断断续续的解释，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
卡里姆的家乡在信德省的一个小村庄，前几天连降暴雨，引发了山洪。他的房子被冲垮了，万幸的是，他的妻子和女儿跑得快，躲到了高处，人没事。
但是，家里的一切，都没了。
更要命的是，洪水过后，村里开始流行疫病。他女儿小小的年纪，本来身体就弱，感染了病毒，高烧不退。
他想回家，但项目正在关键时期，他不能走。他想寄钱回家，但他身上所有的钱，加起来还不够买一张回家的车票。
他来找我，不是借钱。这个要强的男人，已经不好意思再向我开口。
他是来“嘱托”的。
他把那个装着女儿照片的钱包，郑重地放在我面前。
“Mr.tLi,”他看着我，一字一句，说得极其缓慢而清晰，“如果……我回不去……我的女儿……请你，帮我。”
我当时就愣住了。
我不知道他说的“回不去”是什么意思。是因为路途遥远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。但我能感受到他话里的分量。
那是一种绝望中的托付。
他相信我。在这个举目无亲、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唯一能想到的，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人，是我这个只相处了一年多的中国师傅。
我当时什么都没说，直接拉着他，找到了项目部的经理。
我把情况一说，经理也很重视。当场就特批了他的假期，还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给他。
我把我身上剩下的所有美金，又都给了他。
“卡里姆，”我拍着他的肩膀，告诉他，“赶紧回家去。这里有我，你放心。钱不够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
他看着我，这个四十岁的汉子，眼泪“唰”地一下就流了下来。他没有说谢谢，而是突然弯下腰，想要给我行一个大礼。
我赶紧把他扶住。
“男人膝下有黄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我用中文说，我知道他听不懂，但我必须说。
他抬起头，用乌尔都语说了一长串话。旁边的翻译告诉我，他说：“李师傅，你就是我的‘安拉’派来拯救我的亲人。这份恩情，我卡里姆·汗用命来还。”
后来，卡里姆回去了。再后来，项目结束了，我也准备回国。
在我走之前，他从老家赶了回来。人晒得更黑了，也更瘦了，但眼睛里，有了光。
他告诉我，女儿的病好了。村里的人在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的帮助下，正在重建家园。
他把那张五百美金的汇款单交给我，说这是他东拼西凑还给我的第一笔钱。剩下的，他会继续努力。
他还告诉我，他用我教给他的技术，在附近一个新建的水泥厂找到了工作，当上了小组长，工资比以前高了不少。
“李师傅，”临别时，他紧紧握着我的手，“我的女儿，现在也认识你了。我把你的照片给她看，告诉她，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，最好最好的好人。”
……
我讲完这个故事，客厅里一片死寂。
张岚的眼圈红了，她默默地拿起茶几上的纸巾，擦了擦眼角。
小东低着头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他就那么站着，像一尊雕塑，一动不动。
“小东，”我走到他面前，声音缓和了下来，“现在，你还觉得他是一个‘不相干’的人吗？”
“你觉得，爸在你心里，就是一个为了钱，连命都可以不要的冷血动物吗？”
“我告诉你，我去巴基斯坦，不光是为了挣钱养家。也是因为，国内已经没有需要我这种老技术的工厂了。我这身本事，总得有个地方用。”
“我在那里，收获的也不光是钱。我收获的，是像卡里姆这样的朋友，是被人需要、被人尊敬的感觉。这种感觉，比钱，重得多。”
“那笔钱，我不光要还给卡里姆。我还要多给他一些，让他能把房子重新盖起来，让他女儿能安安稳稳地去上学。因为他嘱托过我，我答应过他。”
“至于你和你师娘的事……”我顿了顿，看了一眼桌上那个空了一截的信封，“你拿走的钱，我不追究了。就当我替你，提前孝敬了你师娘。”
小东猛地抬起头，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和羞愧。
“爸，你……你都知道了？”
“你师娘家房顶漏了，等着钱修。我今天下午，刚给她送了两万过去。”我平静地说，“我没告诉你，是觉得没必要。孝敬长辈，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不是拿来交易的筹码。”
小东的脸，瞬间从涨红变成了煞白。
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
最后，他“噗通”一声，在我面前跪下了。
“爸，我错了。”
第5章 比金钱更重的东西
小东这一跪，把我和张岚都吓了一跳。
“你这孩子，快起来！”张岚赶紧去扶他。
小东却跪在地上，不肯起来。他低着头，肩膀微微抽动着。我看到有泪水，一滴一滴地落在地板上。
“爸，我混蛋！”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，“我……我不知道这些事。我以为……我以为你就是……”
他“以为”了什么，没有说出口。但我知道。
他以为我变了，变得固执、冷漠，变得不可理喻。他以为我宁愿把钱给外人，也不顾及自己的亲生儿子。
他用他那个年轻的、被网络信息和现实焦虑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世界观，给我，给我的行为，下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定义。
而此刻，当真相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呈现在他面前时，他那个看似坚固的世界，崩塌了。
我没有去扶他。
我觉得，他需要跪一会儿。这一跪，不是跪我，是跪他自己那份被蒙蔽了的良知，和他差点就丢掉的，一些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。
客厅里安静得可怕。
过了很久，我才开口，声音很平静：“起来吧。地板凉。”
小东慢慢地站起身，不敢看我，也不敢看他妈。他走到沙发边，把那个装着钱的信封拿起来，双手递到我面前。
“爸，这钱……我还给你。我……我去跟萌萌家解释清楚。”
我没有接。
“钱，你先拿着。”我说，“你跟萌萌的事，是正事。不能因为这个耽误了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没什么可是的。”我打断他，“你师娘那边的钱，我另外想办法。卡里姆那边的钱，我也有数。家里的事，还轮不到你来操心。”
我的话说得很硬，但心里，那块被冻住的地方，开始慢慢融化了。
儿子能有这份悔意，能主动把钱还回来，说明他的根，没坏。他只是被这个时代太多的噪音和焦虑，暂时迷住了眼睛。
“至于你说的首付，”我看着他，“你挣了多少，我给你补多少。剩下的，你们自己贷款，自己还。路要一步一步走，房子要一砖一砖盖。想一口吃成个胖子，容易噎着。”
小东攥着那个信封，手在微微发抖。
“爸……”他叫了我一声，眼圈又红了。
“行了，别跟个娘们儿似的。”我摆摆手，有些不耐烦地说，“把钱收好。明天，你跟我去个地方。”
说完，我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，把门关上了。
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。
刚才那番话，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。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打了胜仗，却也精疲力尽的士兵。
我打败的，不是儿子，而是我们父子之间那堵无形的墙。
我靠在门后，缓缓地坐到地上。窗外的夜色，浓得像墨。
我突然想起，在巴基斯坦的最后一个晚上，项目部的同事们给我办送别宴。大家喝酒，唱歌，又笑又闹。
只有卡里姆，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角落里。
宴会快结束时，他走过来，递给我一个小小的木雕。那是一个骆驼，雕工很粗糙，甚至有些笨拙。但看得出来，雕刻的人很用心。
“Mr. Li, this… for you.”他说，“In my hometown, camel means… nevergive up. Go far, far away.”
他说，在他们家乡，骆驼意味着永不放弃，意味着能走很远很远的路。
我收下了那个木雕骆驼，它现在就躺在我的行李箱里。
我当时以为，他是在祝我前程远大。
现在我才明白，他或许是在告诉我，人这一辈子，就像在沙漠里行走的骆驼，要背负着很多东西。有责任，有情义，有承诺。这些东西很重，但正是这些重担，才让你走得稳，走得远。
它们，是比金钱更重的东西。
第二天，我起得很早。
我没叫小东，自己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。张岚起来的时候，看到我正在揉面。
“老李，你这是干嘛？”她惊讶地问。
“给师傅师娘，做顿面条。”我说。
这是我跟师傅学的手艺。师傅常说，机器是铁打的，人是肉长的。再硬的汉子，也得有一碗热汤面暖胃。
我做的，是师傅最爱吃的西红柿鸡蛋打卤面。面要手擀的，才筋道。卤要用慢火熬，西红柿的酸甜才能完全出来。
小东起来的时候，面已经出锅了。
他看着我系着围裙的样子，愣了半天。在他的记忆里，我好像从没下过厨房。
“去，洗脸刷牙。”我头也不抬地吩咐他，“然后把那两瓶好酒拿上，跟我出门。”
他“哦”了一声，像个听话的小学生，乖乖地去了。
那一天，我们一家三口，提着保温桶，拎着酒，再次来到了师娘家。
第6章 阳台上的烟火
师娘看到我们一家三口都来了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“哎呀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张岚，小东，都来了！”
小东站在我身后，显得有些局促，手里拎着的酒，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
“师奶奶好。”他小声地打了个招呼。
“好，好，都好。”师娘拉着张岚的手，热情地把我们往里让。
我把保温桶放在桌上，打开盖子。一股浓郁的西红柿和鸡蛋的香气，立刻弥漫了整个屋子。
“师娘，我做了打卤面。您尝尝，看我这手艺退步了没有。”
“你这孩子，来就来，还带什么东西。”师娘嘴上埋怨着，眼睛却笑成了一条缝。
张岚手脚麻利地去厨房拿碗筷。我把面条一碗一碗地盛好，浇上卤子。
吃饭的时候，我给师娘讲了些在巴基斯坦的趣事，把那些危险和艰苦都略了过去，只讲那些好玩的。我说那边的芒果比拳头还大，甜得齁人。我说那边的人结婚，新郎要骑着挂满彩灯的马，在大街上跳舞。
师娘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时地发出笑声。
小东一直很沉默，只是埋头吃面。一碗面很快就吃完了，他抬头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墙上师傅的遗像，然后默默地拿起碗，自己又去盛了一碗。
吃完饭，张岚陪着师娘拉家常。我把小东叫到阳台。
师娘家的阳台很小，堆着一些杂物。我从口袋里掏出烟，递给他一根。
他犹豫了一下，接了过去。
我给他点上火。他学着我的样子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结果被呛得直咳嗽，脸都憋红了。
“不会抽就别逞能。”我笑骂了一句。
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把烟掐了。
我们就那么站着，看着楼下老旧的街道。有小孩在追逐打闹，有老人在晒太阳，充满了缓慢而真实的生活气息。
“爸，”他突然开口，“我以前……总觉得你这辈人，活得太累。认死理，讲一些过时的大道理，不懂得变通。”
我没说话，静静地听着。
“我总想着，要赶紧挣钱，买房，买车。我觉得，有了这些，才能活得有底气，有尊严。我不想过你和妈那样的日子，一辈子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。”
“萌萌家也是这个意思。他们觉得，一个男人，要是连个像样的婚房都拿不出来，就是没本事。”
他说得很坦诚，没有丝毫掩饰。
我能理解他。他们这一代人，面临的压力，和我们当年完全不同。我们当年是“一穷二白”，大家起点都差不多，凭的是力气和手艺。他们现在，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固化了的、用房子和金钱来衡量成功的社会。
“但是昨天……还有今天……”他顿了顿，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语，“我看到师奶奶看你的眼神，我突然觉得……我好像错了。”
“那种眼神，不是因为你给了她多少钱。那是一种……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是一种从心里透出来的亲近和信赖。”
“就像你说的，那个叫卡里姆的巴基斯坦人看你的眼神一样。”
我吐出一个烟圈，烟雾在冬日的阳光下，缓缓散开。
“这东西，叫‘人心’。”我说，“是用钱买不来的。”
“你师傅，当年救过我的命。他走得早，我替他孝敬师娘，天经地义。这跟钱没关系，这是良心。”
“卡里姆，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把我当亲人。他有难，我帮他一把，也是天经地义。这跟国界没关系，这是情义。”
“小东，爸不反对你挣钱，不反对你买房。人往高处走，这没错。但你得记住，人不能为了往上爬，就把根给忘了。”
“咱们的根是什么？就是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，最朴素的道理：有恩要报，有情要还，有良心，守底线。”
“有了这些做根，你才能站得稳。不然，楼盖得再高，风一吹，也得塌。”
小东沉默了很久很久。
他一直看着楼下，眼神很复杂。有迷茫，有思考，也有一丝丝的释然。
“爸，”他轻声说，“那笔钱……我不要了。首付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我去跟银行谈，多贷点款。以后我跟萌萌一起还。”
“你拿去给师娘修房子，剩下的，都寄给那个卡里姆大叔吧。”
我转过头，看着他。
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，给他年轻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。那一刻，我感觉，我那个只会低头玩手机、满嘴网络词汇的儿子，好像一下子长大了。
我笑了笑，把手里的烟头在栏杆上摁灭。
“臭小子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”
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心里的一块大石头，终于落了地。
阳台上，父子俩的影子，被拉得很长，很长。
第7章 一碗没放盐的面
从师娘家回来后，家里的气氛彻底变了。
那堵横在我们父子之间的冰墙，仿佛在一夜之间消融了。小东不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有时候我坐在客厅看电视，他会凑过来，跟我聊几句新闻。虽然话不多，但那种感觉，很舒服。
他真的开始自己想办法解决房子的事。他去跑了好几家银行，咨询贷款政策，还找了些兼职的活，晚上在网上给人做设计。
张岚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她偷偷跟我说：“老李，还是你有办法。这孩子，像是脱胎换骨了。”
我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我知道，这不是谁的办法，是道理的办法。当一个人心里那杆秤摆正了，路自然就走正了。
过了几天，我托一个还在做国际贸易的老同事，帮忙联系了巴基斯坦那边的汇款渠道。我把我这次工程款的大头，凑了个整数，一起汇给了卡里姆。
汇款单寄出去的那天，我心里特别敞亮。
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。这事关乎承诺，关乎一个远方朋友的未来，也关乎我自己内心的安宁。
又过了一个星期，小东拿着一张银行卡放到我面前。
“爸，这里面是两万块钱。”他说，“我跟萌萌说了，聘礼的事不着急，先把师奶奶家的房顶修了要紧。这钱，你给师奶奶送去。”
我看着他，心里百感交集。
“你跟萌萌……她没意见？”
小东挠了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把你的故事，还有师父、师奶奶的故事，都跟她说了。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姑娘。她说，她嫁的是我这个人，不是嫁给一套房子。还说，有你这样的公公，她觉得挺骄傲的。”
我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泪来。
“好，好孩子。”我拍了拍他的手，“钱，我替师娘收下了。但不是现在给。等你跟萌萌结婚的时候，我把这钱，连同我跟你妈给的，一起给你们。算是师奶奶，给你们添的嫁妆。”
这件事，就这样以一种我未曾预料的方式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家庭的裂痕被弥合，年轻一代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都源于那段远在异国他乡的经历。
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愿意跟人提起在巴基斯坦的两年。
因为我知道，我说我看到的，和他们从网上看到的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我说那里的普通人善良、淳朴、重情义，他们会觉得我是在粉饰太平。我说我在那里找到了久违的、作为一名技术工人的尊严，他们会觉得我矫情。
索性，我就不说了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国际长途。
电话那头，是一个陌生的、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。对方说，他是卡里姆·汗的邻居。
我的心，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。
“卡里姆……他怎么了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对方在电话里说，卡里姆收到了我的汇款，他激动得好几天没睡着觉。他立刻就用那笔钱，买来砖瓦水泥，请村里的人帮忙，开始重建他的家。
他还把女儿送到了镇上最好的学校。
电话那头的邻居说，卡里姆让他一定打电话告诉我，他们家的新房子，上梁那天，他对着中国的方向，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头。
他还说，等房子盖好了，他要在家门口，挂上一面五星红旗。
挂电话前，邻居用不太熟练的中文，对我说了一句：“谢谢，中国朋友。”
那一刻，我握着电话，站在阳台上，看着窗外万家灯火，泪流满面。
张岚走过来，从后面轻轻抱住我。
“老李，哭啥？”
我摇摇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我只是突然觉得，我这两年，值了。我这辈子，也值了。
晚上，一家人吃饭。张岚特意又做了一次排骨炖豆角。
小东给我倒上一杯酒。
“爸，给我再讲讲巴基斯坦的事呗。”他笑着说，“别光说好的，也说说那些危险的。比如，你真见过汽车炸弹吗？”
我看了他一眼，也笑了。
“想知道？”
“嗯！”
“那故事可就长了……”我呷了一口酒，缓缓地打开了话匣子。
窗外，夜色温柔。家里的灯光，温暖而明亮。
我知道，从此以后，我可以坦然地、毫无顾忌地，对我的儿子，对我身边所有的人说：
真正的巴基斯坦，和网上说的，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就像真正的人生，也和想象的，完全不一样。它有它的粗粝、艰难和危险，但更有那些隐藏在尘土之下的，闪闪发光的情义、良知和尊严。
这些，才是支撑着我们这些普通人，走过万水千山，依然不倒的，真正的脊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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