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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9月22日,时任天津市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的崔丽丽,受公司指派赴杭州出差。当晚,她在公司安排的商务宴请中醉酒失去意识,随后被公司负责人钱军(化名)带至酒店实施性侵。这场发生在因公外出期间的侵害,不仅给崔丽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,更开启了她跨越两年、涉及刑事追责、工伤认定、劳动维权等多领域的抗争之路。
侵害发生与刑事追责:从沉默到报警的勇气
事件发生后,崔丽丽陷入断片与精神恍惚,起初向直属领导请假休养,期间因状态持续恶化,先后在天津两家综合性医院被诊断为焦虑、抑郁状态。2023年10月3日,她前往事发酒店调取监控、固定证据,在识破钱军的谎言后,于10月10日在丈夫陪同下返回杭州报警。
警方调查过程中,关键证据意外浮现——检察机关调取酒店监控时发现,事发凌晨隔壁房客曾走出房间,推测其录下的音频中包罗崔丽丽喊“不要”的声音。结合该录音、酒店监控及相关证词,钱军的犯罪事实得以证实。2023年10月27日,钱军被立案调查;4天后被采取强制措施,11月10日被批准逮捕。2024年4月2日,法院以强奸罪判处钱军有期徒刑四年,崔丽丽同时获得3000元民事经济赔偿。
职场反噬与工伤认定:突破常规的司法认定
刑事判决生效仅16天,2024年4月18日,德科智控以崔丽丽“未遵守请假制度、无故旷工”为由,单方解除劳动合同。彼时,崔丽丽正因性侵引发的精神问题接受系统治疗,7月9日经专家会诊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,且鉴定明确该病症与性侵事件直接相关。
同日,崔丽丽向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。此前,她曾在2023年12月咨询申报流程,却因案件未结被建议暂缓。2024年9月3日,人社局曾出具“工伤认定决定时限中止”通知,直至11月7日“伤与非伤鉴定”明确精神障碍与侵害的关联性后,认定流程才得以推进。2024年12月3日,津南区人社局依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相关规定,出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,将其伤害纳入工伤范畴——这一结果成为国内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的案例。
德科智控对工伤认定不服,提起行政诉讼。2025年7月17日,崔丽丽拿到工伤胜诉判决书,8月11日该判决因公司未上诉而正式生效。
劳动仲裁与诉讼:持续升级的权益争夺
在工伤认定推进的同时,崔丽丽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等问题启动劳动维权。2025年1月21日,劳动仲裁开庭;3月24日,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: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,需继续履行劳动合同,并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、加班费、未休年假工资等共计113万元,其中2023年9月至2025年1月的停工留薪工资占比近85%。
公司对仲裁结果拒不认可并提起诉讼,崔丽丽随之追加诉求,将2025年2月至9月的停工留薪工资纳入索赔范围,总金额增至约210万元。2025年9月23日,恰逢性侵事件两周年纪念日,该案在天津津南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。庭审中,崔丽丽特意穿上事发时的衣物出庭,提交258页证据材料;而公司未派员工出席,仅由代理律师应诉,并提交了崔丽丽此前未见过的休假制度等新证据。案件当庭未宣判,法院要求双方7日内增补质证意见。
事件余波:个体创伤与社会意义
这场维权之战给崔丽丽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。她除每周五就医外几乎闭门不出,日常沉浸在与事件相关的信息搜索中,甚至无法与丈夫同床休息,丈夫则坚持每周陪同她接受心理治疗,在就医前后安抚她的情绪颠簸。
从法律层面看,该案实现了双重突破:首次明确职场性侵可纳入工伤范畴,同时打破传统工伤对“身体损害”的局限,确认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神损害的可赔偿性。案件确立的“因公外出期间休息场所属工作场所延伸”“醉酒状态不构成企业免责事由”等司法观点,更为后续类案处理提供了重要法理参考,成为推动职场女性安全保障与权益维护的标志性事件。
崔丽丽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网络广泛的关注和热烈讨论,网友们的评价批驳不一,主要观点如下:
支持与同情
许多网友对崔丽丽表现支持和同情,称赞她是“用法律抗争的战士”。他们认为崔丽丽在遭受性侵后,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,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施暴者的责任,这种行为值得尊重和鼓励。她的坚持不仅为自己讨回了公道,也为其他职场女性提供了维权的范例,推动了社会对职场性侵问题的关注和重视。
质疑与批评
部分网友对崔丽丽提出了质疑和批评。一些人质疑她为何在事发后11天才报案,认为正常情况下受害者应该第一时间报警。还有人抓住监控中崔丽丽“双手勾着王某脖子”的细节,暗示其行为存在“不即不离”的嫌疑。此外,崔丽丽曾提出“赔偿2000万+法办”的说法也引发了争议,被一些人解读为“贪婪”。她开通社交账号、接受媒体采访、开直播等行为,也被认为是在“消费苦难”“博眼球”,目的是为了成为网红后进行直播带货。
理性看待
也有一些网友能够理性看待崔丽丽事件。他们指出,性侵受害者在遭受侵害后,由于各种原因,如恐惧、羞耻、担心影响职业生涯等,可能不会立即报警,崔丽丽的解释是合理的。对于监控中的细节,他们认为不能断章取义,崔丽丽当时处于深度醉酒状态,肢体动作可能是无意识的反射行为。同时,他们认为崔丽丽有权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,包罗提出合理的赔偿诉求,不能因为她的维权行为较为高调,就对她进行无端猜测和指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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