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06年，成吉思汗完成草原各部落的统一，由此逐步开启了其作为“世界征服者”的历程。
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，蒙古帝国的军队宛如风暴，席卷欧亚大陆。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，先后将高昌回鹘（1209）、西辽（1218）、西夏（1227）、花剌子模（1231）、金（1234）、基辅罗斯（1240）等政权统辖的土地、人民，悉数纳入蒙古帝国的疆域之内。
及至第四任大汗蒙哥统治时期（1251—1259），蒙古帝国继续向西、向南扩张。蒙哥派遣他的两位弟弟，旭烈兀进攻“西域素丹诸国”，忽必烈“征大理”。
此时，安南（今越南北部）尚未进入蒙古帝国的视野。
从长远来看，“征大理”是为了全面进攻南宋所做的一项军事部署。忽必烈平定大理之后，蒙、宋两国除了在长江沿线的对峙，又增辟了西南地区的战场。蒙古对南宋形成了大范围的迂回包围之势。同样重要的是，由此，蒙古与安南开始了直接接触乃至正面交锋。
蒙古的意图：假途灭虢？
蒙古与安南的直接接触，始于元宪宗蒙哥七年（1257），缘由还是与进攻南宋有关。
南宋无疑是蒙哥时代最为重要的军事目标。蒙哥派遣忽必烈平定大理，是攻灭南宋宏大战略的关键一步。大理平定之后，蒙古军队发现，要想从西南方向出兵南宋，需要从大理经过安南境内，进攻南宋所辖的邕州（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）、贵州（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）；进而深入南宋内地，北上与荆湖战场的鄂州（今湖北省武汉市）主力会师，沿江而下，灭亡南宋政权。
换而言之，在当时的蒙哥、忽必烈等蒙古贵族看来，攻宋是第一要务，与安南的交涉只是实现长期目标的必要手段。
元宪宗七年（1257），蒙古大将兀良合台派两名使者诏谕安南。或许是蒙古使者直接亮明了“招降”的态度（《元史·兀良合台传》），抑或安南早已从邻国南宋、大理等处对强敌蒙古有了初步的认识，安南一方面扣留了两名蒙古使者，另一方面开始调集水军、步军加强边境防卫，修缮武器装备，以应对蒙古即将到来的入侵。
从安南较为强烈的反应不难推测，两名蒙古使臣可能被安南杀害。所谓“两国交战，不斩来使”，蒙古帝国对派出的使者尤为重视，早在蒙古与安南交涉之前，相当一部分的战事皆以使臣被杀为导火索。1218年，花剌子模国讹答剌（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奇姆肯特市）长官无端“杀大朝（引者按：蒙古）使命数人、商贾百数，尽有其财货”。成吉思汗大怒，但仍再次派遣使者前往花剌子模谴责其背信弃义，要求赔偿损失并且处置凶手。花剌子模国王决心一条道走到黑，又杀害了蒙古使者。成吉思汗忍无可忍，决定兴兵复仇。蒙古第一次西征，因花剌子模两次杀使而起，具有很强的偶然性。
“借道出兵”也是蒙古军队常用的战术。然而，这种战术颇有假途灭虢之嫌，绝难被其他国家所接受，实际执行起来效果较差，还大大提升了己方使臣被杀的概率。1231年，蒙古使臣搠（shuò）不罕（又译速不罕、主不罕等）奉拖雷之命，前往青野原（今陕西省汉中市）向南宋借道进攻金国。南宋方面当然不能接受借道的提议，于是设计诱杀搠不罕。此事亦成为金亡之后，蒙古进攻南宋的重要口实之一。
安南同样不接受蒙古军队借道，而且也清楚这样做的后果。果然，宪宗七年（1257）十一月，兀良合台率军向安南进发，以彻彻都为先锋，自领中军，兀良合台之子阿朮殿后。安南国王陈日煚（jiǒng）在洮江（今红河）沿岸设兵布防，甚至排列象阵以待。蒙古军队很快击破了安南防线，大败其水、陆诸军，继而攻陷安南都城升龙城（今越南河内）。国王陈日煚不得已同意归附蒙古，兀良合台遂班师返回云南。
蒙古与安南的首次交战，以蒙古一方的胜利而告终。安南承诺向蒙古派遣质子、“三年一贡”等条件，蒙古兀良合台部也实现了由安南借道，进攻广西、湖南各州县，在鄂州与蒙古主力会师进攻南宋的战略目标。
不过，唯一的意外是，蒙哥汗在钓鱼城下去世。蒙古帝国的最高权力面临着重组和洗牌。此时即便是进攻南宋（遑论安南）军国重事都需要暂时搁置。新汗忽必烈亟需解决内部纷争，然后才能着手处理安南的问题。
元朝和安南的“六事”之争
从忽必烈即位的中统元年（1260）开始，直到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，蒙古对安南纳贡臣服的态度整体较为宽容，但也逐步开始要求安南履行“六事”的义务。
所谓“六事”，明确见于至元四年（1267）元朝向安南颁发的诏书：
太祖皇帝圣制：凡有归附之国，君长亲朝，子弟入质，编民数，出军役，输纳税赋，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。以数事以表来附之深诚也。
具体而言，“六事”是指自太祖皇帝（即成吉思汗）以来形成的、蒙古对其臣服国家所施加的六项归附要求，分别是：
一、“君长亲朝”：臣属国君主须亲自觐见蒙古大汗（元朝皇帝）。
二、“子弟入质”：臣属国君主须派遣王族子弟前往元朝充当质子。
三、“编民数”：清查户口，编制户籍册。
四、“出军役”：蒙古军队出征时，附属国须派兵应役，提供军事协助。
五、“输纳税赋”：向元朝朝贡进献。
六、“置达鲁花赤”：元朝在臣属国设置监临长官（达鲁花赤，蒙古语daruqachi音译，意为镇守官、长官）。
蒙哥汗时代，兀良合台虽然要求安南“君长亲朝”，安南自己也承诺了“子弟入质”，但实际上都不了了之，最终做到的也只有“六事”中的“输纳税赋”一项而已。至元四年（1267）的元朝诏书尽管完整地提出“六事”，但并未要求安南全部执行，主要推进的是“出军役”和“置达鲁花赤”两项。即便如此，至元十二年（1275），陈日煚上表请求元朝废除在安南设置的达鲁花赤。表文中声辩说：
“达鲁花赤可施于边蛮小丑，岂有臣既席王封为一方藩屏，而反立达鲁花赤以监临之，宁不见笑于诸侯之国乎！”
元朝并未也无须顾及安南的感受，只是断然拒绝，并提出极为严厉的批评：
归附逾十五年，未尝亲自来觐，数事竟未举行。
次年，即至元十三年（1276），陈日煚向元朝进贡时，提出“乞免六事”——这一请求多少有些不识时务。罢除达鲁花赤“一事”，元廷尚不能同意，更何况“六事”皆免呢？除此之外，此时元朝已经攻入南宋临安城，军事实力正盛，对待安南的态度也只会愈发强硬和严苛。
至元十四年（1277），陈日煚去世，即“陈太宗”，也是陈朝的第一任君主。安南立陈日烜为国王，是为“陈圣宗”。陈圣宗陈日烜遣使朝元，元世祖“诏切责之”，认为他未经请示自立为王，敦促其早日来朝。陈日烜几番推诿，拒绝亲身朝觐，只能退求其次，派遣族叔陈遗爱代为觐见。
忽必烈失去了对安南的耐心。既然三令五申“君长亲朝”，陈日烜累次称病，那么就立前来朝觐的陈遗爱为安南国王吧！元朝另立安南国王，陈日烜显然不答应，陈遗爱也不愿意。陈遗爱先行逃回安南，结果被陈日烜处死（一说流放）。
元朝扶植傀儡的手段失败，于是又生一计。当时正值占城（今越南中部、南部）反叛，忽必烈命令荆湖占城行省右丞唆都率军从安南借道，征伐邻国占城。这对经历过元宪宗七年借道的安南来说，无异于历史重演。陈日烜一面拒绝元朝借道的要求，一面积极准备战事。
元世祖朝三征安南
安南不肯借道，唆都只能从海路进攻占城。唆都在占城的军事行动，始终未得到安南的配合，这也是元征占城失利的原因之一。此后，一方面，元朝将在占城的失败，归咎于安南屡次拒绝元朝派兵相助和供给粮草的要求。另一方面，原本进攻占城的唆都部，从陆路撤回元朝，也必须途经安南。
至元二十一年（1284）十二月，唆都军从占城北上，忽必烈之子镇南王脱欢从湖广行省南下，对安南形成南北夹击之势。脱欢率军至洞板隘，遭遇安南军队阻击。元军将其击败，安南主将秦岑中箭身亡。随后，脱欢率军六路并进，安南兴道王陈国峻不敌，撤至万劫（今越南今北宁省万安），集结兵船千余艘与元军展开激战。陈国峻战败后，继续逃亡。安南国王陈日烜派遣军马及战船增援陈国峻，元军与之交战，再度击败了陈国峻部。陈日烜又沿富良江布设兵船，构筑木栅工事，以图阻挡元军攻势。元军成功渡过富良江，兵锋直指安南都城，陈日烜弃城而走。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）正月，元军攻入安南国都，此时陈日烜已经逃离升龙城，部分安南王族、大臣投降元朝，其中就包括了《安南志略》的作者黎崱（zè）。从占城北进的唆都部与脱欢大军成功会师。唆都军“自入其境，大小七战，取地二千余里，王宫四所”，同样取得了一系列胜利。安南军队虽然前期散败，但仍在暗中积蓄力量，暂时避免与元军进行决战。等到四月，天气逐渐炎热，元军久战力疲，安南军队开始转入反攻。镇南王脱欢败退云南，唆都战死。元世祖朝第一次征伐安南（1284—1285），安南转败为胜。安南虽然一度丢失国都，甚至有亡国之虞，最终还是击退了蒙古强敌。
忽必烈不能接受这次对安南征伐的失败，很快便开始筹划再次进攻。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），忽必烈调集湖广、江浙、江西三行省近六万人再度出征安南。安南国王陈日烜同样采取了弃守都城、分散抵抗的策略。由于元朝内部对此次南征安南多持反对意见，忽必烈很快中止了此番进攻安南的军事行动，元军迅速撤回。
然而，忽必烈对安南臣服的执念并未消散。至元二十四年、二十五年（1287—1288），忽必烈第三次组织军队征伐安南。元朝方面的最高统帅仍是此前的败军之将镇南王脱欢。脱欢的军事素养不怎么样，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和统筹全局的才能；主要将领有乌马儿、樊楫等人。元军水陆并进，与安南交战。由乌马儿率领的水军初战失利，粮船失陷，军队补给已经有所不继。元军尽管再度攻占安南都城，但这依然是安南军队诱敌深入、坚壁清野的策略。元军内部不仅粮草匮乏，而且瘟疫等疾病增多，士气不振。安南军队不断组织游击战袭击，元军不堪其扰，镇南王决定班师撤离。然而，元军撤退时，水军、步军策应失宜，进入白藤江之后，又被安南军队事先用木桩堵截河道。安南军队利用潮退伏击元军，元军伤亡惨重。这场战役被称为“白藤江之战”，以安南胜利告终。元军主帅镇南王脱欢侥幸逃回，忽必烈以其两次征伐安南“丧师辱国”，终身不许入朝觐见；水军统帅乌马儿、大将樊楫皆被安南俘获后杀害（但安南对元朝宣称，两员战将是战死或病亡）。
安南虽在第一次、第三次与元朝的战事中获胜，但毕竟综合实力悬殊，于是迅速向元朝谢罪、示好。经过数次征伐，忽必烈始终没有放弃对安南“君主亲朝”的要求；安南国王则虚与委蛇，屡次拒绝执行“六事”。至元三十年（1293），忽必烈仍有出征安南的计划，甚至已经基本完成调兵遣将、筹措粮草军需等前期准备工作。然而，次年正月，忽必烈病逝，元朝和安南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迎来转机。此后，元朝不再以“六事”要求安南，等于基本上承认了安南的独立地位。安南只需向元朝“三年一贡”，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忽必烈即位之前的状态。
忽必烈时代与安南的三次交战，整体以元朝失败而告终。元朝军事失败的原因是多维度的：元军劳师远征，后勤补给困难；安南的湿热气候和密林水道，使得蒙古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；再加之主帅镇南王脱欢缺乏军事领导才能，其他高级将领也存在轻敌的心态。相对而言，安南的军事抵抗颇有策略，采用了诱敌深入、游击作战、坚壁清野等战术。
元朝征伐安南的失败，表明已经抵达帝国扩张的边界。所谓“边界”，兼有地理地缘以及政治、文化层面的意涵。安南成为元朝未能纳入版图的南疆边界，这里不仅潮湿闷热，而且极度远离元朝的政治中心。元世祖强行突破“边界”的多次尝试，耗费了帝国大量的人力、物力，最终只能退回到传统的朝贡体制。
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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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韩儒林主编：《元朝史（修订本）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3、苗冬：《元代使臣研究》，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10年。
4、温海清：《臣服或毁灭：使臣见杀、造囚视阈下的蒙元对外政策再检讨》，《文史》2021年第3辑。
5、于磊：《元朝“六事”外交模式再探》，《史林》2023年第1期。
6、党宝海：《元代丝绸之路史论稿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4年。
*本文系“国家人文历史”独家稿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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